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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先锋:方永刚

发表单位:三水区廉政网 发表时间:2011-08-03 关闭本页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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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为信仰而燃烧
——记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方永刚
 
  这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方永刚本学年的最后一课。
  2007年1月15日,八点,学员到齐,铃声响起。值班员起立,报告敬礼。教授缓缓起身,脱下大衣,整整军装,用力地还了一个军礼,并下达命令:开始讲课。
他讲到了使命,讲到了责任;讲到了中国的过去,讲到了世界的未来;讲到了和平的信心,也讲到了战争的准备。
    教授声音依然洪亮,眼神依然刚毅,但同学们已知道,教授的身上还插着导流管,他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化疗的间隙,执意要来为大家上完他本学期的最后两节课。“从没有一次课像今天一样,让我有种神圣的感觉。”学员们说。 
    是什么力量,让已身患绝症的他依然保持着如此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是党的创新理论与实践的直接受益者,我对党有着发自内心的深厚感情。”
   
    信仰,在命运转折中萌芽

  上完这两节课,方永刚继续接受治疗。他已被确诊为肠癌晚期。腹腔的癌细胞已经广泛转移,腹部会经常疼痛,但在这位与病魔作着殊死搏斗的战士的床头,还放着他时刻不能离开的书本,就连病房进行紫外线消毒间隙,他都要拿到外面去看。 
    党的科学理论,是方永刚精神力量的源泉,也给他带来命运的转折。 
    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的萝卜沟乡,一个光是名字都能让人想到贫穷的小地方。1963年4月22日,方永刚就出生在这里。童年留给方永刚的印象更多的是挨饿受冻。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方永刚有机会上大学了。1981年,方永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我们全家都十分感谢党,是党的好政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方永刚经常告诉别人,“到复旦大学报到那天,父亲送我去车站的路上不断叮嘱我,一辈子都不能忘了共产党,不能忘了邓小平。” 
    来到大学,方永刚生平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的书籍;只带着一包被褥来学校,学校却给了他救济被、救济钱,给了他甲等助学金……方永刚再一次告诉自己:是党和国家供我念的书,我要加倍回报。 
    怀着最原始的“感恩”情怀,方永刚把一切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大学时代的他,就已经认真通读了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毛泽东选集四卷……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历史系的方永刚从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史开始思考中国的命运问题,并从历史兴衰更替规律的研究中得出结论: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中国就不可能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命运。 
    翻开方永刚用了二十几年的《邓小平文选》,书的四周已经被磨破,厚厚的封面上手指抓握的地方就快被磨穿,书中空白处密密麻麻的手写学习体会也已褪色……然而记者却清晰地感受到方永刚不懈追随党的创新理论的那颗拳拳之心在有力地跳动。
  “我是一名政治理论教员,我对我宣讲的理论深信不疑!”
   
    信仰,在深刻领悟后坚定

  从复旦大学毕业后,方永刚成为了大连舰艇学院的一名教员。 
    当他走上政治理论课讲台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于艰难探索阶段,一部分人出现了信仰危机。方永刚深深感到一个理论工作者肩上担子的沉重,全身心地投入到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中。 
    此时,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丰富深刻的内涵,振聋发聩的话语,拨开了方永刚心中许多迷雾,让他进一步感受到了党的创新理论的魅力,也让他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他连续撰写了《简论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几个特征》、《论邓小平的发展时机思想》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文中所闪烁的理论亮点和思想火花,感染了许多人。 
    为了使自己的理想接近真理,研究的理论贴近现实,党的每一次重要会议,党的领导人的每一次重要讲话,中央发布的每一个重要文件,方永刚都会第一时间学习和研究,尽快理解和掌握;只要有新的政治理论书籍出版,他都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买到手,并以最快的速度消化和吸收…… 
    2002年,方永刚与大连舰艇学院原副院长崔常发、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研室主任徐明善一起,共同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奋斗与结论》,在理论界第一次用“三个代表”来解析党史;同年,由方永刚策划的课题《江泽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究》,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一系列新理论、新论断,方永刚又倾注大量心血,找准科学理论与当前各项建设的结合点深入钻研,在《中国军事科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军事教育理论的创新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思考》等高质量的论文。 
    就这样,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方永刚的研究就会跟进一步、深入一步,对党的创新理论的魅力越是体会得真切,信仰也越发坚定,在教学实践中贯彻得越是彻底。 
    方永刚面对听众,面对各种提问,从来都底气十足。曾经有一位听众问他:“面对党内的一些腐败现象,难道你没有别的想法吗?”方永刚非常肯定地回答:“我有两点想法。第一,我们党内是有腐败现象,但主流是好的,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决心是很大的,我们不是看到一个个搞腐败的高官都落马了吗?第二,没有党,没有改革开放好政策,我现在可能还没饭吃,更不可能上大学、当兵,在这儿给大家作报告。将心比心,咱们能嘴里吃着共产党的面包,还去感恩别的什么人吗?” 
    方永刚是位政治教员,但他更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忠诚实践者。坚定的信仰不仅燃烧着他的激情,更铸造了他钢铁般的意志。 
    去年8月起,方永刚体重下降,头晕症状加重,几次因肚子痛打吊瓶,可仍然是拔掉针头就投入工作。做完手术后,方永刚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课、他的学生。徐明善主任来看望他时,他执意要去上本学期的最后两节课,说:“我肚子有问题,但脑子和嘴都没问题,我还可以上课!”徐主任只好答应了他。而妻子回天燕转过脸已是泪如雨下:“有时我真希望他是个哑巴。” 
    “如果我的宣讲可以使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更坚定一点,那么,研究和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就是我人生的最大价值和全部意义!”
   
    信仰,在真情实感中传递

  曾经有人对方永刚说:“我最不爱学政治理论了,一到政治课我就瞌睡,太枯燥了。” 
    作为教员的方永刚也在想,党的理论虽然来源于实践,结晶于群众的智慧,但它毕竟是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如果把理论原封不动地搬到基层生活中,就肯定难以被很好地接受和认同。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久,方永刚到大连旅顺口区铁山镇作一场关于WTO对我国农民的影响的报告。原计划是给镇里的党员干部讲,没想到来了上千人,很多都是镇里的农民。其中有位80多岁的老党员,坐在担架上听了一上午的课。课后,老人握着方永刚的手说:“孩子啊,你怎么会说农村话呢?你讲的是咱老百姓想知道的,你讲了半天,我这辈子的事都弄明白了。” 
    方永刚听了也非常感动,他深深体会到,老百姓是非常需要党的理论的。如何让群众以更直接的方式,来接触到党的理论,感受到党的创新理论的巨大魅力呢? 
    “理论翻译”便成了方永刚对自己的又一定位。他觉得,作为理论工作者,在理论和群众之间架起一座互动连接的“桥梁”,既是职责所在,更是情感使然。 
    去年3月,方永刚的病情就已经露出端倪:发低烧、拉肚子、冒虚汗,但他一直扛着没去做系统检查。当时学院承担着海军基层政工班第4期的培训任务,方永刚主动请缨讲授开班第一课。从接到任务那天起,他就进入了积极的“备战”状态:看了上百万字的资料,找老海军、随舰出访同志了解情况,讲稿改了又改,试讲一次又一次。 
    讲课当天,方永刚习惯性地早早起床,上网搜索了最新的时事资料,补充到讲稿中。随后的课堂上,方永刚结合海军基层实际,联系当前国内外形势,将看似枯燥的理论讲得妙趣横生。几个小时下来,学员们都说没听够,而方永刚内衣已全被虚汗湿透。 
    “方教授把他的信仰也传递给了我们基层干部。”说这话的是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街道党委副书记文艳。 
    她最后一次听方教授讲课是2006年11月,方永刚为全区的领导干部做《江泽民文选》的学习辅导。而这次讲课,适逢人民路街道正结合市区关于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要求,研究确立新的一年发展思路。 
    “我们确实需要理论上的指导。”文艳回忆当时的情景,“方教授在课堂上有一个观点,作为基层的领导干部,在具体工作中,一定要把握住一个立场,就是始终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最关键的位置上。这对我们研究新的发展思路启发很大。” 
    最后,在讨论中,人民路街道党政班子成员一致认为,服务群众意识不强是街道谋求发展、构建和谐的“瓶颈”,对此,他们确定了通过效能服务使发展成果惠及群众的思路。 
    但此时的方永刚已经到了肠癌晚期,开始接受手术……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站在医院病房窗前的方永刚看到外面的柳树已经绽放出嫩芽,心里一动,许了几个愿望: 
    和夏天有约,艳阳高照的时候,和全军战友一起庆祝人民军队的80岁生日;和秋天有约,枫叶红了的时候,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接十七大;和冬天有约,白雪皑皑的时候,再次走上心爱的讲台……(记者  张欢)
 
    (中国廉政网——中国纪检监察报)